文\袁剑

2005年3月16日，中国央行在其官方网站商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并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央行的通告虽然基本上都是技术性语言，但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却是“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这让早已经草木皆兵的中国房地产业觉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人们意识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忧虑已经升级，后面可能还会有一系列更加强硬的调控措施出台。第二天，沪、深股市的房地产指数全面暴跌。

果不其然，18天之后的4月3日，官方新华社发表题为《加强宏观调控 稳定住房价格》的评论员文章。这篇评论员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话是：“为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措施不力、造成当地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地区，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有人考证，这是建国以来新华社首次针对个别行业发表评论员文章。这可能有夸张之嫌。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篇文章口吻之严厉，大概只有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那篇“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评论员文章可以相比。其中威慑意味已经相当浓厚。

事实上，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不过是对即将到来的暴风天气的一次公开暗示。在背后，一场蓄势已久，不得不发的政治行动已经开场。这就是当时已经广泛流传但却始终未见官方媒体正式披露的所谓“国八条”。这份名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从供给到需求提出了种种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措施，而其最重要的着力点却依然是：地方政府必须对此负责。

至此，在暗中已经角力多时的博弈主角正式浮出水面。

一、房地产政治

1，如履薄冰的赢家

[(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

与公众普遍的印象不同，在中国房地产复杂的博弈格局中，真正的主角既不是那些被媒体置于舞台中央的地产商，也不是那些吵吵嚷嚷的消费者，更不是诸如“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投机逐利者，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准确地说，中国今日以漫画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房地产狂热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98年。在那一年，受困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急剧失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的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年四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次年二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接着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推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意义在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此时，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重启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手段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格外具有戏剧性的是，房地产作为上一轮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曾经是朱鎔基内阁的心腹大患，并成为上一次宏观调控的重点打击对象。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一次地产崩溃的人，都会对朱鎔基当时的霹雳手段记忆犹新。然而，仅仅事隔5年之后，房地产竟然变成了政府冀望甚深的一剂重振经济的药方，不免让人陡生今夕何夕之慨。

在1998年，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提振经济的手段，可能是看中了房地产业出色的产业拉动能力。虽然上一轮房地产热旧痛未消，但左支右绌之际，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后来的事实证明，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果真相当了得。不幸的是，房地产诱发经济过热，制造麻烦的能力也同样出色。

1998年的冬天，一位在南方地产崩溃之后被迫北上的朋友，凭着他对政策一贯敏感的嗅觉告诉我，房地产可能要转势了。随后，他毅然重新南下，开始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地产生涯。现在看来，这不仅是我这位朋友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也是中国最近一次房地产狂飚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3月央行出台《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与中国股市的“5?19”行情在时间上相当吻合。这足以见得，本轮地产牛市与“5?19”人造牛市一样，是某种政治和政策的产物。最起码，它们有着同样的政治和政策背景。然而，无论就时间之长、涉及资金之巨，能量之恢弘，短命的“5?19”都不能与这一轮地产牛市同日而语。个中秘密在于：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庄家”。如果说，中国股市中的“坐庄”者仅仅是那些游走体制边缘的冒险家以及体制内的权力贩卖者的话，那么，房地产中的坐庄者则是散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的地方政府。

1990年代中期之后，朱鎔基钢铁般的宏观调控如愿以偿。作为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后果，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权力被几乎悉数上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支配权，在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中，险些酿成了一场致命的金融危机。如此，地方政府赖以主动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独立支配的要素资源就只剩下土地一项。这是思维缜密的朱鎔基留下的一个重要的漏洞。正是这个漏洞，为这一次的经济过热埋下了关键的伏笔。在本轮房地产热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土地要素的神奇之处，这一是因为银行尚未从上一次的坏帐打击中恢复元气，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地方官员对中央政府的铁腕及其对房地产的真正意图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当时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引进外资，鼓励地方企业在股市融资圈钱等边缘性的金融手段上，以期维护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中央政府的意图越来越明确，房地产本身也逐渐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于是，各地方政府开始陆续出台种种刺激房地产交易甚至鼓励炒作的政策，颇有要将房地产热进到底的架势。到这个时候，一场难以控制的房地产牛市实际上已经无法避免。

在中国房地产的这个令人眼热心跳的巨大游戏中，地方政府无疑是头号受益者。这首先表现在土地收入中。根据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提供的数据，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而在1998年，这个数据不过区区67亿。由此可见土地出让之热。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2003年5年间，全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的财政收益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土地收益上，也同样表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中。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在欧美国家，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而这些滚滚而来的财富大都流进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相关部门的口袋。如此诱人的暴利，难怪地方政府要对房地产业趋之若骛。

房地产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具有民营经济色彩的行业，但实际上，在许多大城市中，隶属于市、区政府的房地产公司占有相当份额。据《财经》杂志调查，在上海房地产企业50强中，有超过一半是隶属于市、区两级政府的的政府企业。这些房地产公司在囤积土地、房地产开发中所获得暴利也可以被计算为地方政府的隐性财政收入。

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权力，而且也是货币权力。由于批出的土地几乎立即就可以用作从银行抵押贷款，所以，土地权力实际上就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某种货币发行权力。土地由财政而货币，实际上标志着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手上重新夺回了两项最主要的权力，因而也重新取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动权。至此，朱鎔基在1990年代中期以个人政治威信为赌注所取得的所谓宏观调控成果流失大半。

除了上述两项妙用之外，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另外一个收益就是，它显著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有人测算，房地产的产业拉动系数甚至达到1：2.86。在房地产最为炽热的上海，2004年房地产直接拉动的GDP约为17％，间接影响建筑材料、家电等行业所带动的GDP约为3％到7％，合计共约20％。这使得房地产在上海支柱产业中的位置急剧上升。上海经济正在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地产经济。这个判断，对中国其他大中城市几乎一体适用。1990年代中期之后，GDP增速作为一种潜在但非常流行的政治激励机制，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官员行为。房地产既然可以像魔术一样变出GDP来，那么，房地产就不再仅仅是房地产，而是繁荣，是政绩，甚至是政治。或许是参透了房地产的这种奇禀异赋，各地方政府纷纷将房地产作为发展经济的万能钥匙。

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刚刚从中央企业转任地方官员不久，就将眼光瞄准了房地产。他毫不掩饰地诱惑和鼓励投资者：“５年后海南房价有望翻番”。这种鼓励立即就起到了作用。不久之后，包括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霍英东集团董事总经理霍震霆、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在内的一批商业巨头纷纷飞越琼州海峡，齐聚海南。作为见证上一次地产崩溃的标志性地点，海南将起而未起的房地产热让人油然生出一丝不安的联想。有趣的是，在起始于19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持续多年的房地产热潮中，海南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显然，这一次的海南不过是一个后来者和模仿者。在此之前，在欣欣向荣房地产中已经大发利市的上海市对投资者做过更加明确的鼓励。在2003年9月的《福布斯》论坛上，上海市长韩正信心满满地说“我在这里可以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在上海没有房产，可以听我一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的。”在地方政府官员这些显然有些超越分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寄望之殷和倚重之深。

颇为奇特的是，地方政府尽管是房地产游戏中当仁不让的最大受益者，但却没有付出任何经济上的成本。土地的减少，银行的坏帐，资源的衰竭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无关，都不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最终责任。这就是说，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这种奇特的成本收益格局隐蔽在中国现行的政府体制安排之中。在这种体制之中，地方政府稍不留神，就立即会变成一头血脉喷张的GDP动物。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热衷不仅是非常符合“经济理性”的，也是难以遏制的。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一直以暧昧态度应对央行警告的原因之所在。

“财政联邦制”，这个受到钱颖一等海外知名经济学家广泛推崇的制度创新，曾经一手缔造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也是中国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房地产运动”的主要动力。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之间的严重扭曲和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不仅有强烈的动机而且有现成的手段将成本外部化（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所引起的）。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称结构，是中国房地产问题在制度上的症结所在。在现有制度框架中，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中央政府要么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进一步拧紧货币和土地控制，从而导致要素配置的进一步向中央集中，要么在维持现有控制尺度的情况下，以政治任免的压力为手段，将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前者是向计划经济复归，此路不通；后者则等同于一种无法预测的艺术，完全仰赖政治领导人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甚至运气，因而也是一种无法稳定预期的非制度状态。中央政府目前对房地产的态度非常接近后面这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也处于一种进退失据、难以拿捏的矛盾状态。一位大城市的地方首长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曾经袒露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对此（当地的房地产）我们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态，确保安全。”

2，悠然自得的地产商

(提要：当然，中国房地产商人们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

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如果说地方政府是无本万利者，那么房地产商则是一本万利者，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第二号受益者。对此，中国的地产界闻人潘石屹坦承：过去的两年，房地产商都赚了大钱。虽然房地产商的利润在整个房地产价格中只占到并不起眼的15％到30％，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一位在2002年急匆匆地摇身变为房地产商的前包工头，这样解释了他的职业转换：“建筑的利润在15%左右，房地产对于我来说，利润在100-200%。”不过，按照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估计，房地产商的自有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500％。如此暴利，任何冷静的商人恐怕都难以自持。毫无疑问，飞蛾扑火般涌进市场的商人们，是中国房地产又一架开足马力的发动机。

在中国房地产的长期牛市中，地产商与地方政府一直坐在同一条船上，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伙伴关系。对这一点，地产商及地方政府同样清楚。然而，随着中央政府逐渐增加的政治压力，这种持续了多年的蜜月正在开始出现裂缝。在评论最近上海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能引发的事态时，潘石屹描绘了一种可怖的前景：“那将是97年的香港，这对整个经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会把上海的房地产推到一个崩溃的边缘。”潘甚至以耸动的口吻谈到了最极端的可能，那就是“把所有的房地产商关起来”。聪明的潘石屹显然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政府与地产商的合作基础仍然是存在的。这个基础就是房地产商对当地税收及GDP的贡献。事实上，这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与政府博弈时的一张强有力的底牌，也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人们乐观得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以至于“国八条”出台之后，有地产商底气十足的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大跌同样要追究责任。这显示，地产商虽然有所忌惮，但心里还是相当乐观的。

地产商对“国八条”这样的乐观的解释不但有上述逻辑上的支持，也有经验上的依据。这个经验依据就是2003年6月央行“121”号文件出台后中国房地产的历史。这个当时被地产商人形容为刀刀致命的“10年来最严厉的措施”不仅丝毫没有撼动房地产业的繁荣，反而催生了中国房地产最为强劲的牛市。潘石屹所说“过去的两年，房地产商都赚了大钱”中的“过去两年”其实就是指“121”号文件出台后的两年。在央行“121号”文件颁布后的第一时间中，中国地产界的教父级人物任志强，曾经悲愤而又语气肯定的预测到：房地产的冬天来了！任志强显然是犯了一个不断被人重复着的愚蠢的预测错误，但可以肯定，没有什么错误比这个错误更让任先生感到快乐了。房地产没有进入冬天，而是进入了一个火星四溅的酷暑。那个看上去杀气十足的“121”号文件，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121”号文件挺过来了，难道“国八条”就挺不过去吗？中国的地产商的确有理由这样乐观的自忖。

但房地产商人们必须谨记的是，虽然同样是暴利，但政府是没有成本的，而地产商却是有成本的，这就是官与商的区别。房地产商的承受力显然要比政府脆弱得多。当然，如果真像房地产商们言之凿凿的那样，房地产的繁荣是有真实需求为支持的，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担心政府的干预。因为即便需求短期被压制下去，长期只会以更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只不过对这一点，房地产商自己恐怕都心里打鼓。过了这个村就不再有下个店，泡沫带来的暴富机会从来如此。大概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房地产商人们现在的策略就是，继续鼓励、怂恿政府将泡沫吹大，直至将最后也是最丰厚的那一段利润拿走。

很多年以来，由于共同利益的扭结，房地产商形成了一个相当标准的利益集团。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曝光以引导公众预期，频频抛出万言书之类的政策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例证是，2003年央行“121”号文件出台之后，房地产集团的游说，对政府的后续决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利益集团”作为现代社会的常态，绝非像一般理解的那样充满邪恶意味。相反，在相当程度上，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体现。但由于专业的傲慢以及利益的遮蔽，中国房地产利益集团的确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偏执和短视。这一点，无论是在对中国整体形势还是对房地产行业本身形势的判断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动辄以“胡扯”来回击人们对房地产业的悲观预测。更有甚者，他们将这些言论归咎为人们对房地产商的“眼红”或者社会的“仇富”心态。这种表现让人们想起中国证券市场5年前的类似情形。在中国，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很可能意味着整个行业长期萧条，甚至迅速地死掉。这种教训，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凄惨现状已经做出了最黑暗的见证。

当然，中国房地产商人们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这就如同一道凯恩斯似的符咒：在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所以只有今天才像黄金般值得珍惜。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房地产都已经接近了相当危险的边缘。火中取栗固然可能，但一败涂地的风险却要高得多。这不惟是因为房地产的本身可能牛气已尽，更是因为输家们开始说话了。

3，谁是买单者？

(提要：中央政府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显在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的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 )

对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人来说，房地产就像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常识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任何财富都一定有它的出处。它不是来自别人，就是借自未来。换言之，它一定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埋单者。荒谬的是，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最大的买单者竟然是这一轮房地产热的始作俑者中央政府。这可能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提出潜在政绩要求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的处境可谓相当尴尬。一方面，它希望房地产能够发挥其拉动作用，维持一个政治上可以忍受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中央政府唯一的收益，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交集。而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显在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的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而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对此却可以不闻不问，高高挂起。这种利益分殊，决定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会有不同的利益权衡。利益决定态度，这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态度日渐分道扬镳的关键原因。

中央政府对房地产态度的转变可以以2003年6月央行出台的“121”号文件为界。在此之前，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一直采取了鼓励的态度。可以证明这种“鼓励”态度的一个证据是，就在2002年10月，人民银行的一位官员还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了央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的各种“助推”举措，并称要“敦促各商业银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进一步创新品种”。但到了2003年6月，情况丕变。央行对房地产的态度由公开的鼓励急转为公开的警惕。我们无法猜测这种变化的具体导火索，但央行在2002年年底完成的一项调查肯定起到了作用。这项调查发现，房地产贷款中的违规金额比例高达24.9％。其实，有人比央行更早意识到了房地产的危险。在2002年国庆秘密走访深圳其间，对“泡沫”一贯嗅觉灵敏的朱鎔基总理就已经对房地产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以简捷的语言告诫：“深圳的明天就是香港的今天”。但无论在意志上还是在时间上，即将卸任的朱鎔基都已经无法再完成一次可能在政治上引发巨大争议的宏观调控了。于是，他将这个难题留给了后来者。如果朱鎔基的威慑力都不足以弹压房地产的躁动，房地产牛市中最为壮观的“拉升”阶段肯定就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房地产开始了进入最为销魂的时期。涨了还能再涨，疯了还能再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房地产的牛市步伐。

对房地产的乐观，由于中央政府某种投鼠忌器的迟疑而变得更加泛滥。虽然央行的技术官僚们凭借职业敏感对房地产发出了最早的预警，但中央政府内部显然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就在有关房地产泡沫的争论最为炽烈的2004年10月，国家建设部还发表了一份报告驳斥“泡沫论”。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倾向非常明确：中国房地产泡沫说根本不成立，金融风险也在控制范围之内。而这份报告的起草者之一更是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这份报告的动机。他对记者说，“我们的确是针对‘地产泡沫论’者才出台这份报告的。”主管部门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去起草一份报告虽然动机可议，但也真切反映了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意见的拔河。这种角力在社会上也同样激烈。在最近的两年中，有关房地产的争论甚至比房地产本身还要热。其最终结果就是，中央政府政策在房地产政策上的犹疑和反复。但就在中央政府一阵犹疑反复之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早已是烈日炎炎，热火朝天。犹疑、反复显露于外，内里则是治理上的困境。检视中央政府治理房地产的手段，我们就会发现，除了行政甚至政治上的手段之外，中央政府的武器库中已然空空如也。道德劝诫、利率调整、税收变动、土地供给都已经无法抑制中国房地产的一路狂奔。到这个时候，最后的政治手段已经呼之欲出。这不啻于表明，中国历经26年的市场改革可能还远远没有到位。

在一声紧似一声的宏观调控声中，中国房地产一路狂奔的姿态，不仅构成了对宏观调控的一种公然嘲笑，也急剧提升了中国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而后者则是中央政府念兹在兹的最大隐忧。

的确，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根据央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国房地产信贷在整体信贷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6％急剧提升到2003年的21％。前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就曾经公开对这个数据表示了极大的困惑和担忧。在2004年，这个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在中国上海，2004年全部新增贷款中，有将近80％投入了房地产。如此高的贷款集中度，一旦行业趋势逆转，必然会给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冲击。有人以房地产信贷短期的良好表现为依据驳斥房地产的金融风险论，商业银行也以此为理由大贷滥贷。但实际上，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例相当之高。而这些贷款的风险绝非短期可以看出。国外关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客观的数据远不如事实那样让人胆战心惊。在房地产界，搞假按揭，造假合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河南郑州房管局一位负责人曾经非常坦率的承认，在2002年上半年的所有按揭贷款中，有1/3是假按揭，其目的就是套取银行贷款。这证明，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的确存在相当系统性的欺诈。这一点，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森豪公寓骗贷案”表现得尤其充分。在这个在2004年4月披露的诈骗案件中，森豪公寓开发商利用员工名义虚构买卖合同，提供虚假收入证明，套取银行贷款6.4亿元。但所有这一切，没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的“愚蠢”以及有意的合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商业银行一窝蜂纷纷将房地产贷款作为“优质贷款”的倾销式竞争中，金融纪律松弛的现象比比皆是。笔者一位在南京某商业银行供职的朋友，从2004年开始从事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几乎只用了四个月，他就神速地完成了全年的放款任务。他当时对此的感慨是，“生意真是太好了。”而到了2005年，他沮丧地告诉我，“骗子实在是太多了。”看着他前后不到一年但却判若两人的神态，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而这也表明，中国金融业在经历了1990年代初期创深痛巨的教训以及长时间调养、输血之后，整体素质依然让人难以安枕。

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种种滑稽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例，其实是在暗示，中国房地产贷款中所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数据显示以及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以中国地产商对贷款的依赖程度之高，购房者按揭首付比例之低，中国房地产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在信贷支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业，或者我们索性说，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金融行业。当然，它是一个比金融业更缺乏监管和规制的金融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所谓“房地产”正在逐渐变成一场金钱游戏中的一个符号、一种筹码。这实际上是中国房地产能够在短期内急剧膨胀的基础。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严重缺陷，中国的金融风险高度汇聚于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为了挽救羸弱不堪的中国金融系统，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向金融体系挹注了数万亿之巨的财富。教训可谓刻骨铭心。如果中国房地产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泡沫巨大以至最终崩溃，那么不仅中央政府以前的努力会付之东流，中国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也将雪上加霜。这种前景如果不幸成为现实，对中国经济将是毁灭性的。作为金融危机的终极责任人（当然,最终的承担者实际上是纳税人和全体国民），中央政府显然要比旁人更多一份警觉。否则，他们就可能成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输家。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重的忧患，中央政府才一再升高房地产的预警分贝，并在“国八条”中将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放在第一醒目的位置。房地产虽然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居功厥伟，为中央政府带来了某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收益，但当它潜在成本开始超出甚至远远超出这个收益的时候，房地产就可能变为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在这方面，曾经制造过巨大财富幻觉的中国证券市场就是现成的例子。而在今天，中央政府正在被这个市场折磨得精疲力竭。一种普遍的书生之见认为，政府不应该以行政的手段强行干预房地产市场，而应该让市场自我完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政府对市场是负有某种隐含性的担保责任的。证券市场如此，房地产市场亦复如此。一旦市场自我完善的代价过于高昂，并在政治上变得不能接受，政治的逻辑就会毫不犹豫的出场取代市场本身的逻辑。

种种迹象表明，房地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倒挂正在迅速地越出中央政府忍受的极限。所以，在所有的经济手段都失效之后，中央政府只能祭出最后的政治任免手段来约束房地产的疯狂。这意味着，只要房地产进一步大幅波动，政治摊牌的局面随时可能出现。从目前中央政府的目标来看，是希望维持房地产的平稳，既不要大起，也不要大落。这当然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也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都能够接受的博弈均衡点。不过，这种“平稳”可能仅仅是设想。资产市场的历史经验也一再表明，泡沫一旦被吹起，它将按照自我加强的逻辑持续膨胀，直至本身无法支持而破裂。到这个时候，政府可以作为的余地已经非常狭窄。

4，隐蔽的输家

(提要：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可能还有更加隐蔽，规模更加庞大的输家。房地产不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

2005年4月披露的一份由上海团市委编写的《上海青年调查报告》显示：住房问题已经上升为上海青年心目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其他诸如就业，社会治安等历年排名靠前的问题都退居其后。的确，对于那些尚未购房的人来说，飞涨的房价已经构成了一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严重贬值。当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在为自己不断升值的财富而快慰的时候，另外一部分人的住房之梦却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上面那分报告中上海青年对住房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表达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焦灼甚至绝望。对于一个对住房有着特殊情结的民族而言，住房上的差距可能是贫富差距的最好隐喻。无疑，在房地产的热闹之中，潜藏着一幅社会财富急剧再分配的真实图景。房地产本身并不能制造贫富悬殊，但它可能却是某种既有的分配结构最终实现贫富悬殊的一条最佳途径，而且，它也是最能够以漫画形式彰显这种差距的方式。“国八条”将房地产所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隐患与金融风险并列，看来绝非无的放矢。多少有些让人狐疑的是，对居民生活质量有如此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价格竟然被以专业的理由拒斥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之外。“居者有其屋”虽然可能只是一种供人膜拜的理想，但它毕竟是一个合符正义的理想。作为对社会民意富有终极责任的中央政府，房地产价格飞涨在部分社会成员中间所激起的怨恨和不满，是它急需征服的又一个敌人。

像教育、医疗等必需品一样，房地产作为一种缺乏价格弹性的商品，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表现出它特殊的政治属性。在那个时代，住房问题不仅是单位领导们最痛苦的工作之一，也是社会分配不公最显著的象征之一。诡谲的是，在我们刚刚宣布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房地产的政治属性就又以一种新的市场形式被凸现出来。

如果说房地产价格飞涨在无房者与有房者之间引发的财富再分配博弈，还是隐性的话，那么它在城市拆迁问题上引发的对抗则早已经是火药味十足。在这方面，南京邓府巷的翁彪可能是最为知名的，但却决不是最让人绝望的。在翁彪事件过去仅仅一年多之后的2005年1月9日，上海麦其里拆迁区所发生的事情则将公众情绪拉到了顶点。在麦其里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一个寸土寸金之地，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拆迁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职工王长坤、陆培德竟然一把火烧死了两位不愿意搬迁的老人。同样是一把火，“麦其里之火”显然更让人感到惊怵与恐惧。按照市场的逻辑，城市拆迁本来是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谈判和交易问题，但地方政府的利益以及陈旧的法规横亘其间，使这个过程变得相当荒谬。翁彪之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强力约束，多少平息了拆迁对抗的激烈性，拆迁变得越来越难。但如此一来，城市土地供应量的减少，则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中央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显然已经陷入了某种动辄得咎的艰难处境。
不过，无房户的抱怨和拆迁户的愤怒还远远不是中央政府的全部忧虑。因为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可能还有更加隐蔽，规模更加庞大的输家。

与1990年代初期的那一轮仅止于炒地的房地产疯狂相比，19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地产热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大量的终端消费者已经加入其中。终端需求的加入，既是地产商据以乐观的理由之一，也是中央政府始终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真正过热的原因之一。

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所有的购房者都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而成了赢家。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今天的购房者几乎全部都是以银行按揭的方式付款的。这意味着，如果长期利率上升或房地产价格暴跌，甚或这两种坏情况同时出现，这些购房者就马上可能沦为“负资产”一族，虚拟的赢家顷刻之间就变为实实在在的输家。资产市场的本性就是大起大落，所以，“负资产”一族出现的概率一点都不比那些自我安慰者想象的低。赢家和输家的转换经常只在一夕之间。1997年香港地产泡沫崩溃之后，香港出现了人数极为壮观的负资产一族，以至于有评论家嘲讽：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香港却发明了“负资产阶级”。所谓阶级，当然是形容其人数之众。以中国城市的购房者之多，一旦房地产市场趋势逆转，中国城市中的“负资产阶级”队伍恐怕要比香港吓人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屡次民意测验表明，负资产问题在香港城市中产阶级中所引发的强烈不满，始终是董建华先生民望低迷的重要原因。负资产虽然对大陆人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事实上它离大陆人并不遥远。2003年5月《香港明报》引述上海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说，“今年上半年，已有三分之一的上海人资不抵债，沦为“负翁。”上海市统计局所说的“负翁”当然不是指由于房地产价格暴跌所引发的那种“负资产”，而是指家庭人均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倒挂。但无论如何它在提醒我们，灾难并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不会到来。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潜在的“负资产阶级”是否会成为真正的“负资产阶级”，取决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程度以及整个经济形势的走向，这就是说，它还仅仅是一种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小）。然而，在人们视野所不能及之处，一个确定无疑而且人口规模远为宏大的输家一直沉默着，那就是中国的农民。

在中国大城市房地产喧嚣火热的场景中，中国农民的身影仅仅只是在被人雇佣彻夜排队领号的时候才出现过，他们似乎只是一个局外人。但就是这个局外人，可能正是房地产中最隐蔽和最大的输家。由于中国现行的土地法律，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丧失的土地利益相当巨大。地方政府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几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转手，而这些利益大多被注入了中国农民无权享用的城市基础建设中，或者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统计表明，1980年代之后，农民承包地被征用总数达到9800万亩。保守的计算，如果每亩地农民丧失财富5万元，那么农民这20多年在土地上丧失的利益就达到5万亿之巨。与这个数字相比，1949－1978三十年间农民由于价格“剪刀差”所失去的7800亿元，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农民，无疑是中国房地产博弈中一个被遗忘的失败者。这种剧烈的对比足以说明要素市场较之商品市场在财富分配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显著功能，房地产的妙用的由此可见一斑。考虑到中国农民的人口规模，我们几乎马上可以接近这样一个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将极大影响中国未来的财富分配，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必须牢记的是，与地方的城市政府不同，中央政府不仅要对城市居民的民意负责，还必须对那些已经从城市媒体上消失的农民的民意负责。事实是，近年来由于土地问题导致的农民群体性事件，要比翁彪事件、麦其里事件更刺激人们的神经。站在这个角度，中央政府对中国房地产的考量与抉择，可能就会更加艰难。

在“国八条”曝光之后，有媒体惊呼，房地产已经政治化了。但实际上，房地产不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http://yuanjian.blog.sohu.com/37559580.html  房地产套牢中国（下）？ 
 

撰文 袁剑

“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

“我还要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读罢上面这段文字，你肯定恍若隔世，以为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中国。但千真万确的是，这是发生在2004年的一场争论。上面这段接近“棍子”的讨伐文字也不是出自一位老式的意识形态专家之口，而是出自向来以客观理性自我标榜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学家在道德上的自残和智识上的自我矮化，虽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上面那段类似“大批判”式的讲话出自张维迎，还是让人暗暗吃惊。毕竟，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招牌人物之一，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张维迎都应该代表了这个群体的最高水平。不过，这不是张维迎在与郎咸平的论战中唯一一次失态。在随后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张维迎更直接将对手贬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到这个地步，张维迎好像真的有点急了，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超越学术，而将争论直接变成一场赤裸裸的人身诋毁。让张维迎失望的是，他的攻击性言词在互联网上招来的却是一边倒的更大规模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对郎咸平的赞扬。有张维迎的拥趸将张的“失态”说成是“坦率”，这显然只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美化和拔高。不过，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张维迎称之为“颠三倒四”的“江湖郎中”并作为张维迎对手的郎咸平，却自始至终没有逾越学术范畴攻击对手。虽然他的确表现出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也同时显露了某种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但毕竟没有超越论战的底线。

坦率说，在今天的中国，郎咸平并不新鲜也绝非完全正确的观点得到广泛拥护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反倒是，张维迎们为什么会对郎咸平做出如此激烈的情绪性反应，为什么会在一个完全可以在学术上加以讨论的观点面前表现得如此惊慌？显然，张维迎以及张维迎所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郎咸平的到来已经表现出了空前的不适应症状。到这里，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则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这个统驭中国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了中国公共话语权十余年的主流经济学，在一个高声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面前，刹那间露出了巨大的尴尬。张维迎的“情绪失控”实际上就是这种尴尬之后的挫折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强劲的知识竞争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根明显的无能。

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现象就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由于市场化的迅猛扩展，导致了对经济知识的强大需求，使经济学成为显学。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畸形的政治环境。1989年之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的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在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契合了中国改革的机会主义本质。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90年代之后，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虽然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标榜也的确表现出了某种异议色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或者我们干脆说，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是一个托庇于权力并寄生于权力的学术玩偶。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自知。他们真以为这种完全类似于政治特权的话语霸权是知识竞争的结果，他们真以为经济学或者他们所知道的经济学是无所不能的水晶球。除此之外，知识的世界中空空如野。政治特权可以滋生权力的傲慢，同理，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也能产生致命的自负。非常不幸，中国1990年代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增长，鼓励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自以为是。容易推断，接下来发生的将是非常荒谬的知识现象：中国主流经济学变成了中国改革法定的阐释者，而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成为不入主流的旁门左道或者歪理邪说。1990年代中期，一位女学者出版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著作。其在中国民间激起的反响比这一次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更为热烈。这引起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的嫉妒情绪。对此，一位颇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故作不屑地评论到：那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言下之意是，只有经济学才有能力解释中国改革，因而也只有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才有权力评论中国改革。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别想沾我们经济学家的光。自负如此，已经不再是什么学术上的自信，而是一种接近精神变态的自恋。可以为这种日益恶化的精神疾病做出注脚的一个例证是，当秦晖先生用迄今为止最为精辟（他总是那么精辟）的言论回应了郎咸平现象之后，一位显然是主流经济学信徒的人竟然在网上大言不惭地讽刺秦晖：不懂经济学却旁征博引，不着边际。将国有资产这样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问题变成经济学的专利，足见中国主流经济学知识视野之狭窄，权力心态之膨胀。

在一个特殊时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识竞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既然长期养尊处优，自然也就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所以，当郎咸平威胁到了这种舆论一律，而他们又无法真正在理论上降服郎的时候，他们开始责怪起了舆论。在张维迎对郎咸平的回应中，张多次表达了对舆论的不满。除了文章开头那段颇像宣传部门官员的指责之外，张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甚至直接批评媒体对郎咸平的炒作，认为媒体“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人们要问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当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几乎占据了中国媒体全部财经版面的时候，张维迎为什么没有批评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炒作？那又岂止是一种炒作，那根本就是一种垄断。张维迎的观点对与不对可以暂且不论，但他显然没有对一个舆论多元的时代做好准备。这也难怪，他们实在太习惯自己在中国公共媒体中一言九鼎，惟我独尊的生活了。对多元舆论的焦躁，也同样表现在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不加掩饰的厌恶上。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及讲话中，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的厌恶一览无余。他甚至把网络时代直接定义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如果网络果真具有这般颠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网络迟早都会被逐出意见市场。张维迎丝毫也不用为这种短暂的市场失灵而担心。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对中国极度扭曲之舆论环境的一种补偿和报复，网络只是稍稍让中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正常了一些。而就是这种远远没有达到标准的正常，却被张维迎认为是舆论环境“最不正常”、“最不好”的时候。他甚至幼稚到将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不幸归咎为舆论环境的地步。张维迎是牛津的博士，但他似乎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异见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正确，而是因为它必须而正确。可见，特权滋养的自负能够在什么程度上扭曲一个聪明人的心智。道德、文章、见识如张维迎者尚且如此，我们又怎能期望中国主流经济学其他等而下之的跟风者，能够对异见采取宽容态度呢？难怪许多主流经学家一上来，就给郎咸平扣上“引爆仇恨情绪”、“不负责任”的大帽子。（如果一个社会的仇恨能够一煽就动，那就只能证明这个社会中所隐藏的仇恨已经足够多，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中为什么会 积累这么多的仇恨，而不是以一种可怕的阶级意识去四处寻找煽动者）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比郎咸平更具有社会责任的人，这仅仅证明了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是对一个可能到来的新时代（无论是好是坏）的恐慌。

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如前所述，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进而言之，就是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优先索取权。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提问时候就断然说道：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政治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下来，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框架中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去最大限度的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无需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需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的、市侩的。对这一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们毫不犹豫的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就好比登山，沿着一条看上去距离最短的道路前进，最后发现却是一条悬崖绝路。这种不幸的结局可能很少出现在静态和局促的理论演绎之中，但却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中国今天的现实也表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不仅没有让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更近，而是严重瓦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中国，正在向一个坏的资本主义急速滑落。对此，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的替我们总结过：“我们明白了，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今天我确信了这一点”。现在，机会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所倡导、所推崇、所鼓励的中国机会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正在中国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不到这一点，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了。

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优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制度变迁模型中一个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作为这个条件成立的条件和结果，大众（他们经常被称为沉默的多数）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更通常的情况则是，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政治表决结构中的被动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在中国改革越来越趋近于零和游戏的当下，这种“最小化”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假设，而是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在大众中所及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软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的说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的确，张维迎非常诚实的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业（家），也有学者，但却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在场。于是，这个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无需我指出这个正在发生的分赃工程的系统性，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必须承认，中国国有企业产权问题远不是郎咸平所说的那么简单，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郎咸平赢得了大众？其原因就在于，张维迎以及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经验上的。根据经验，大众几乎立即就能判断，谁站在自己一边。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市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为什么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在郎咸平揭露出某些企业家对大众及中小股东的种种剥夺时，张维迎动情的辩护道：“我们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确实，我们应该善待那些为社会真正创造了财富（在企业家前面加上这种定语在中国显得尤其必要）的企业家，但我们同样应该善待大众。不用举例，我们就能感受到，就实际遭受的不公正而言，大众可能要远远超过企业家。但张维迎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视域中，企业家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那些千千万万为企业家打工的，则是财富创造活动中的“零贡献者”。他们甚至极端到认为，在企业家与打工者及中小股东之间只有交易，没有剥夺。我们真正感到奇怪的是，这种违背人类基本常识的畸形的企业家崇拜怎么会变成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共识（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这么说）？一个在西方也随时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夸张辩护，怎么会在中国主流经济学那里变得如此理直气壮？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本质，在另外一位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传神。在对郎咸平的回应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评论说，“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继而，此人还模仿起战略家的高明姿态故作神秘地说道：“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我想，这位主流经济学家的意思是，中国大众愚昧无知，所以郎咸平应该先与中国经济学家的“精英们”商量讨论，取得共识后再告诉公众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此蔑视和刻薄大众智力的语言，不自觉地脱口而出，竟然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实在让人怀疑他是否受过最基础的现代公民训练。让这位经济学家难堪的是，郎咸平一点也不想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面子，他用更轻蔑的口吻回答了他们，“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大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郎咸平可能狂了些。但郎咸平的道德判断力肯定要比中国主流经学家们高出一筹。因为他拥有一个正常社会中普通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常识。正是凭借这种常识（而不是其他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郎一眼就看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在精神上的严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义，一眼就看出了他们自以为独立于大众实际上是愚弄大众的伪贵族气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不在于他们是区隔于大众的，而在于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大众的。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他们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

市场是好的吗？当然。但这种结论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狂热。在他们看来，市场不仅可以自动产生最大福利，也可以自动产生一切美德；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这样，主流经济学就将中国的市场改革变成了市场优先论，并进一步变成了市场决定论。市场，作为满足人类交换自由并增进人类福利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样可以成为损害人类自由和福利的武器。保证市场服务于人类福利的一系列条件包括：信息的对称、公民权利的构建、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在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上述条件，从而使市场更加有利于人类福利的过程。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文明就不会有今天，所谓市场也就只能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显见的是，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当然，即便他们看清了，他们也不敢高声说出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在这种头脑简单的流行信念中，中国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可以不需要公民权利，可以不需要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完全可以被简单还原为市场的自然演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被考证为比当时欧洲更符合新古典市场模型的18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然演进出现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就像一种魔法，不知怎么就可以为自己铺就一条通向“好市场”的高速公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改革”中，从来就只有市场的缺位，而所谓政治缺位、社会缺位根本就是无知者杜撰出来的奇谈怪论。总之，他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市场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市场。于是我们被告之：我们唯一需要作的就是，将市场作为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供奉起来，然后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下去。市场的逻辑将自然而然地“创世”。任何超出这一努力的行动都将被视为不科学的、不理性的，不专业的，因而也是激进的，有害的。无疑，中国主流经济学要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竞争状态，然后经过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是故，我们剩下来的选择就只能是，将中国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奇怪信念留在身后。因为在当下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遮蔽的问题远比他们说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的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弱智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个人被迫以大众的姿态在郎咸平事件中现身的事实，有力的提示我们：“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激进的“左”转运动（这并非不可能），那么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将难辞其咎。显然，这将远远不止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一位大投机家总结毕生经验后发出感慨。他说，有三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输掉财产：最快的方法是赌博；最惬意的是与女人在一起；最笨的是买股票。一位终其一生都在从事金融投机的人最后得出这种结论，自然有他个人的切身经验作为证据。不过，这似乎与大众的（集体）经验迥然相异。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自股票市场发明以来，股票市场为什么会越来越壮大，而不是越来越委靡；参与市场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说明，大众（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与这位老资格投机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

这种不对称主要来自获取信息的渠道。一般而言，大众对股票市场的认知大多来自财经媒体或者亲朋好友的选择性描述，更加用功一点可能会去读一些财经书籍。但从这些渠道获得的股票信息，基本上都倾向将股票描述成现代人发家致富的有效途径。严肃一点可能同时提醒风险，而那些信口开河的则干脆将股票吹捧为点石成金的财富魔术。媒体出于招徕读者的需要，特别喜欢传播股市中一夜暴富的故事，亲朋好友出于虚荣心也总是将那些偶尔的赚钱经历拿出来谈论，而将更多的失败经历遮掩得严严实实。从这些有意无意经过选择的小概率事件中，大众当然会得出比较积极的结论。但上面那位投机家，显然不是从这些渠道获得

有关股票的信息的。他主要是通过自己赚钱或者赔钱的个人经验来获得信息的。赚钱或者赔钱事关身家性命，当然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夸张。所以，指导这些“老江湖”投资（或者投机）的更多是这些切实的个人经历，而不是那些媒体上的胡言乱语。事实上，不仅是上面那位大投机家，就是一般投资经历稍长一点的人，都会抛开那些媒体、抛开书本、抛开那些经济学家搞得神神秘秘的宏观数据与指标，而凭借自己在股市获得的真实的个人经验去投资。毕竟，这不是在做媒体，也不是在写书，更不是在满足虚荣心。与自己的身家性命玩，自然开不得玩笑。

两种信息渠道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信息，自然也就造成了两种不同的行为。但大众多，而投机家少，也就造成了股市不断兴旺，但观感却截然不同的奇观。

文\袁剑

有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但对于最近两年的中国经济来说，这种无为而治的传统智慧似乎并不适用。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车到山前更迷惘。在惊叹中高速奔进了将近三十年之后，中国经济迎来的不是如期而至的加冕，而是空前的困扰和迷惑。这种感受，中国经济内部的当局者要比外部的旁观者来得更为强烈。

以媒体的标准，对中国经济的这种迷惑和焦虑应该始于2004年。在这一年，一位矮个子的海归异类，从几个不起眼的企业案例入手，毫无前兆地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震撼。从此之后，这位孤军混战的学者如入无人之境，将争论扩大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几乎所有领域。他就是郎咸平。有人说，郎咸平的到来，就像一头莽撞的公牛突然闯进了瓷器店。但在我看来，郎咸平更像是一个中国改革的异教徒并以一种异教徒的亵渎心态，一举闯入了中国尘封多时的改革神庙。所到之处，神灵坍塌，罗汉倒地。焦虑与迷惑总是从神像的倒塌开始，一具维系了民族想象将近30年的圣像一旦还俗，迷惑与焦虑随即四处蔓延。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审视。几乎是在突然之间，GDP不再神圣，而变得像一头啃噬环境与资源的怪物；开放不再神圣，而更像是一个引狼入室的阴谋；财富不再神圣，而是一出上演过无数次的剥夺游戏。从2004年开始，媒体视角的陡然切换，使中国经济的一切辉煌纪录都变得令人狐疑。这就好像一部正在热闹上演的戏剧，猛然被人从后面拉开了幕布。一切都那么让人尴尬不已。

事实上，即便不是郎咸平，中国经济的种种危像也会暴露在人们面前。区别仅仅在于时间的迟早。无论是愈益深重的环境及资源问题，还是不计成本的引资工程，也无论是积重难返的贫富悬殊，还是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负债，都早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掩耳盗铃的危机边缘。这种一开始就蛰伏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中的病兆，以一种与中国GDP同样惊人的增速复制着，繁衍着。终于，在人们选择性的遗忘之中，它变成了附着在中国经济奇迹之上的一幅无法摆脱的巨大阴影。

如果说在2004年之前，中国还沉浸在中国奇迹以及如何延续这种奇迹的想象之中，那么2004年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则是这个奇迹与其影子的战争。显然，时代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无休止的增长，而是如何与隐藏在高速增长卵翼之下的敌人的搏斗。勿庸置疑，这种搏斗不仅是痛苦的，也是漫长的。而更加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丝毫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作为媒体，《董事会》杂志封面文章所记录的，正是中国经济在这两年中所真实经历的焦虑、困顿与挣扎。在忠实记录时代的同时，《董事会》杂志的全体同仁也惟愿：我们与这个民族一起深刻体认到的这种阵痛，是一次更深远，更伟大变革的端倪。

是为序。

(本文为《事变——2006中国经济记录》一书所做的序。

文/袁剑

中国税收收入正迅速逼近4万亿大关。

国家税务总局10月中旬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国税收收入达到28420亿元，同比增长22.5%，同比增收额首次突破5000亿。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主任张培森预测，照此趋势，今年全国税收收入净增长将再创纪录，“预计将超过7000亿元”。

张培森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分析中国税收增长的季节变化曲线不难发现，近年来，季度税收收入波浪式推进的规律非常明显。而近年来历史数据表明，第四季度税收完成额从未低过第三季度。

2006年前三季度，税收增长的季节变化与上述规律相符，如果第四季度的税收收入超过第三季度的9088亿元，则全年税收收入将轻松突破37500亿元。

中国税收增长速度让人瞠目结舌。从2万亿到3万亿的跨越用了2年时间，截至2003年12月31日,税收收入共完成20450亿元，2005年11月16日，全国税收突破3万亿元。而从3万亿元到4万亿元，很可能14个月就轻松跨过。

经济抽水机

从纵向上看，中国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直到乡镇，中国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升值），都在这三根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靠国家政权以强力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部分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与改革前相比，现在这种纵向结构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与改革前相比，这三根水泵所置于的社会环境已经迥然不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存量已经与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意味着，这三根水泵有了相当稳定的财富来源。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官方色彩浓烈的巨型公司。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这些公司不是属于中央国资委，就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不仅在财政上举足轻重，对国民经济也极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大多为巨型垄断性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为69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68％，其影响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对市场的抽取迹象非常明显。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提到一组数据：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到529亿元，而2003年底这个数字达到3784亿元，在这中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这个数据加上其他诸如电力、烟草、交通等行业巨型公司，足可以说明大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之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之深。邵主任罗列这组数据显然是要说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改善的。

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向消费者抽取，也同样可以向民营企业抽取。数据表明，民企虽然占中国经济总量的50％。就业的60％，但它们大多位于竞争激烈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产业，没有任何定价能力，而大型国有企业却居于产业上游或基础性产业位置。这种结构，实际上就使得大型国企抽取民营企业易于反掌。对此，一位国资委官员在分析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增长时坦白地总结道：“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我们先来看纵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后，中国金融业在总量高速膨胀的同时，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国家对金融业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四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行政系统的控制之中。2004年5月份，为了配合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勒令停止发放贷款，这充分说明，中国的银行仍然是一种行政工具。

在银行之外，证券市场、保险业、基金业也都处在行政体系的严密掌控之中。这种国有金融结构，无缝隙的覆盖中国社会，具备超乎寻常的抽取能力。这使得国家行政体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抽取和配置短期资金和长期资本。无论从金融控制总量，还是从金融控制手段来看，国家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资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显著增强。中国新生证券市场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点。证券市场一直是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金融分支，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代初期的草根性市场逐步演变成国营企业的融资场所，进而在1990年代后期最终演变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融资场所。1990年代后期，随着一大批国有垄断企业如石化、电力、电信、银行类公司的上市，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沦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圈钱和抽取场所。从这些巨型公司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权重以及对市场的影响程度看，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这些巨型企业一边通过市场垄断地位直接盘剥消费者，一边利用金融手段间接抽取金融资源，这就难怪它们的业绩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突飞猛进”了。

现在，这种延续了多年的政策已经结出了硕果，但非常清楚，这种“硕果”是中国行政系统对国民经济强行逆配置的结果。而这种逆配置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国家完全垄断了资源配置的管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旦垄断了金融，中国政府几乎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配置”出任何他们想要的经济奇迹。只不过，这种配置与市场经济毫无相似之处。这其实是说明，不管中国的金融业在改革20多年之后具有了什么样的新景观，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围绕官僚集团意愿而不是市场“意愿”来配置的工具。

土地是“钱袋子”

金融如此，传统的财政管道亦复如此。1998年之后，中国为了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很容易看到，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官僚系统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特殊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部分变成官僚财政，变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随着工商业的扩展，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地位与日俱增。而在这一点上，中国行政系统也有天然的起点优势。中国的土地资源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任何方式将土地要素注入市场活动，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中国政府管理系统在转轨时期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可以用零价格将大量土地赠送给外商以及亲朋好友，而另一方面却以奇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房地产消费者的原因。同一种要素，一手慷慨馈赠，另一手大肆掠夺，贫富悬殊岂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谬的是，这确实就是中国政府过去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机巧在于：这种完全等同于财富转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两方面都同时增加GDP。显然，这是最符合中国官员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2002年之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这种强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不难洞悉，2002年以来的最新一轮经济高涨为什么会激起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不满和抗议。因为在本质上，这种经济增长是“夺”出来的和“送”出来的。

财政分权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如石化、电信）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如，通过财政三次给四大银行输入巨款，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不断为破产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买单、在证券市场为大型垄断企业开辟新的圈钱场所等等）。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事实上，2004年最新一次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效，就完全仰赖于中央政府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利益的代表。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不过，这场短暂的混乱很快就以1993年宏观调控的毫无争议的胜利而告终。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资料显示，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1993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2%提高到54.9%，而与此同时，省级政府的这一比例也从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官僚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很可能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部分省、市一级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带开辟新的聚敛手段。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地方商业银行、保险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极力渗透的领域。而在现有的架构下，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则更是各级地方政府趋之若骛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程度奇高但很不赚钱的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被这种金融和财政格局逼出来的。不过，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地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新一次经济过热的来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一样的纵向抽取管道，然后再以城市化的名义将这些资源横向配置给各种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团。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所属的各类基础产业公司、地产公司迅速膨胀，就与这种抽取和配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资料显示，在中国近几年房地产最为火爆的上海，大地产商有半数是政府公司。而被中国银监会最新列为“新五大风险行业”的正是电力、交通、公共事业、学校、医院这些官僚抽取行业和公司。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为风险行业，是因为他们要么以政府廉价转移土地，要么以特许权作为抵押，在最近几年套取了大量的银行贷款。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官僚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官僚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官僚体系对要素资源（包括特许权）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文/袁剑

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消费,伴随着的却是更大的压力和更少的幸福——这是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蔓延的一种精神疾患。

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定量地测度幸福的增减,但幸福感的日益萎缩应该是今天中国人普遍感受到的一个经验事实。于是,焦虑、过劳、无意义感都齐齐翩翩而至。在经历了20多年的财富狂欢之后,中国社会几乎在刹那间就跌入了一种集体抑郁。撇开现代性所必然带来的精神问题,我们可以将今天中国社会这种特殊的精神流感称之为“财富抑郁症”。简单的定义是:由于对财富的过度追求所导致的一种普遍的不幸福感。

从一个极端匮乏的社会起步,财富以及对财富的追逐变成了中国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尤其需要加以提示的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被消解并崩塌之后,财富实际上变成了官方与中国民间惟一的交集与共识,并成为越来越疏离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官方的惟一黏合剂,如此,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作为中国转型中的一种新型的大众意识形态被牢牢地确立下来。在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竞争的市场中,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在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蓄意的鼓励与持续的强化。财富,不仅是衡量社会进步（以及改革）的惟一标尺,也成为个人成就甚至身份确认的唯一标尺。于是,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不仅作为一种动力在推动改革,也同时作为一种裹挟与强制的力量开始锈蚀我们的公共及私人生活。这种从未经过任何批判与稀释的新型意识形态外化为官方战略就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将“发展”矮化为“经济增长”继而矮化为更加狭隘的“GDP增长速度”（这实际上也是今日已经根深蒂固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意识形态根源）;而体现在私人领域则变成更加粗鄙的“钱多就是硬道理”,就是将“钱”与个体的生命意义进行一对一的确认。我们被粗暴地告知:我们无需追问发展的含义,无需追问制造GDP的方式与代价,无需追问获得个人财富的手段。在这种新型的改革意识形态中,我们一直被迫接受这样一个神话:增长越多,财富就越多;财富越多,幸福就越多。然而,在经过20多年冲刺般的财富赛跑之后,这个逻辑简单因而也就特别容易深入人心的神话开始逐渐露出了马脚。人们如梦初醒般的发现,增长并没有与财富同步,而是越来越背离,对财富的追寻也没有相应增加个人幸福,而是带来更多的压力,更多的沮丧。无论在社会心理上,还是在个人心理上,这个“发现”都是相当不幸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弥漫着的普遍失望和挫折感。而这种普遍的失望和挫折感正是中国人集体陷入“财富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基础。更为不幸的是,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惯性的文化, “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就像一种精神鸦片,已经彻底地奴役了我们对财富的理解与想像力。换言之,我们很难从这种毒品中抽身自拔。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所带来的压力、焦虑、进而抑郁在中国社会可能还仅仅是开始。

关于财富本质的追索与财富本身一样古老。一种我们可以勉强接受的关于财富的说法是:所谓财富就是那些可以增加我们主观效用的东西。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一切可以增进主观效用的东西都是稀缺的。这既是财富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类一个与生俱来的被给定的困境。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为这种稀缺性付出某种成本,一旦这种成本过于高昂,比如导致了过大的压力